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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史册,秉烛沉思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本身就是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然而,用什么样的视角去书写历史,用什么样的史观去看待历史,决定了我们将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1921—2021,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震古烁今的伟业中,农业农村农民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历史长河静观之时似乎总是风平浪静,只有蓦然回首,才能真切体会它的波澜壮阔。

从牛耕人拉、看天眼色的传统农业到机艺融合、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一百年来,中国农业把“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拉直成大写的惊叹号,成为护佑现代化航船须臾不可或缺的定盘星、压舱石。

从“皇权不下县”的凋敝乡村到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一百年来,中国农村为全面小康的战略蓝图补上了最生态最要劲的一块,成为支撑民族复兴坚如磐石的大后方、根据地。

从被马克思喻为散状“马铃薯”的传统小农到当家做主、组织起来的农村居民,一百年来,中国农民正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共建共享中,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安全度。

百年巨变,弹指一挥,这是再好不过的回望契机。叩问史册,秉烛沉思,我们应该从百年党史的辉煌跨越中去寻回什么?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乾坤再造中去记取什么?

历史,比任何滔滔不绝的雄辩更能呈现真理,更能留下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朴素认知和深切关注。

“中国农民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全球通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解析中华文明为什么绵延不断时,把重要一票投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民始终处在被奴役的位置,孔子叹息的“猛于虎”的“苛政”无法根治;“一治一乱”的循环周期率无法打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无法跳出。

“农村凋敝,国本动摇”。进入近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乡村更是全面溃败,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饿殍枕藉,在无边的长夜里苦苦挣扎。

尽管仁人志士把悲悯目光落在乡村和农民身上,但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农村复兴计划”,都没有找到能够打开乡村与农民这把锁的钥匙。唯有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把农民问题的解决,放到了心上、扛在了肩上。

前后比照,才能辉映历史性抉择的真理光芒。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农民这三组历史镜头最能说明,激活衰败大地的难题在彼时找到了答案——

1950年12月25日,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农民侯永禄的日记里留下了分地的记忆:“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立在田头时,人们禁不住热泪满面。”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拥有了土地产权的农民面貌一新,干劲冲天。

1986年12月23日,吉林省梨树县梨树乡北老壕村首次由农户代表推选村干部候选人,上级不划框子、不定调子。全村2000多名村民踊跃投票,大会一直开到后半夜,每到选举揭晓时总是欢声雷动,村里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这种撒大网式推选候选人的办法,就像“大海捞针”,被逗趣地叫作“海选”,此举也成为中国农村民主自治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018年9月27日,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千多万浙江农民,站上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领奖台。新时代的中国农民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向全世界绽放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光。

如果把这三个镜头置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这个时空坐标系中考量,它的标注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农民从主体意识觉醒到主体能力提升、进而实现最广泛民主权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迥异于全球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和运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恩赐者、施与者,而是一种引领者和扶助者。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这个视角反向打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何时,只要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主权,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实践和创造,我们的事业就能开拓新局面,否则就会陷入被动、遭遇困境。

换句话说,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相互成就的过程。

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就如一对连体兄弟,血肉相连分不开。中国革命的成功从解决土地问题发轫,从那时起,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就成为百年党史基本的逻辑线,也成为中国大跨越伏脉百年的生命线

仓颉造字,颇具深意。有“田”为基才能“富”,土地是财富之母,是农民生存与生活的根基。翻开历史,造就每一次太平盛世的因素很多,但要找出一个最为一致的规律,恐怕就要数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一套好的土地制度,往往具有稳定与发展的双重功效。

清朝,蒲松龄——“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民国,井冈山民谣——“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

诗歌让这种时空对比更为可感。

尽管孙中山早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就提到,“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这一解题思路放诸中心位置并付诸革命实践。

从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再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分阶段、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刷新了千年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把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溯这段历史,背后的逻辑线异常清晰:土改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获得土地和人身自由的农民积极投身革命、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润生的总结更为有力:“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

黄炎培赴华东实地考察土改后,感慨土改的巨大成就:占新中国人口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了。此时,距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站起来了”,仅仅一年零四个月。

查阅史料,有一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那就是“翻身”。美国记者韩丁在其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解释了“翻身”的涵义:对于贫困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翻身对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调动作用是翻天覆地的,并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整个国家农业生产水平的跨越式提升。1949-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53.4%,年均增速15.4%,主要农产品产量超过了二战前最高的年份产量。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直接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再一次变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规模经营也取得了比之前农民小块土地分散经营更多的效益,农民也从劳动和土地分红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利益实惠。但由于之后过快地向高级社过渡,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非理性冒进,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急剧减少,很多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历史证明,如何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是革命、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生命线。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农民获得土地权利,我们就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当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而当我们再度回到这条生命线,再度解放思想、尊重农民、顺应农民、纠偏正误,我们又能重新获得农民的拥护,推进事业迈入新的跨越。

1978年春天开始,安徽肥西县几乎滴雨未下。中、晚稻已绝收,秋种再不种下,来年的饥荒不堪设想。9月15日晚上,山南镇黄花大队召开会议,商量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黄花会议”很快波及山南区乃至整个肥西县。而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西北部的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手印决定大包干。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惶恐于饥饿,又恐慌于违反政策,双重折磨下的农民,把“球”踢给了领导者。“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1980年7月,习仲勋在广东先后到仁化、佛冈、从化等地就农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对从化两个大队“产量承包责任制”试验的良好效果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

1982年1月1日,一份《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内的多种“包字头”责任制,作出了姓“社”的重大判断。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个专注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出台标志着“包”打天下被中央授权。

一“包”就灵,这种“灵”最直观地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1978年的3.05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07亿吨,相应地农民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5.1%,增幅是城镇居民收入的近两倍。

生产关系的调整并非一劳永逸,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又将迎来新挑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谁来种地”成为新难题。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要求愈加迫切。农村土地改革再一次呼唤制度创新。

红手印契约故事已经过去了38年,小岗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的春天,清风拂面,麦苗青青。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他说:“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就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重点在于放活经营权。农民对承包地除了占有、使用、收益,还可以流转、抵押、担保,土地经营方式演变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多元主体经营”的立体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史上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这也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又一个飞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重构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之后,再一次赋予农民在土地承包权上的重大保障。确实权、颁铁证,手握这一重保障的农民,进可自由流转,不会被土地束缚;退能稳定拥有,不必担心像历代农民一样失去土地。可进可退、进退有方。

邓小平在1990年畅想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正在逐步照进现实。截至2018年,涉及全国2838个县(市、区)及开发区、3.4万个乡镇、55万多个行政村的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2019年,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55亿亩,新型经营主体超过320万家。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人计算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近3个半小时的报告过程中,会场响起了七十余次热烈掌声,这句给亿万农民吃下“定心丸”的话,收获的掌声时间最长。“长久不变”四个大字将护佑亿万农民放胆奔跑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大道之上。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而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就的这句经典名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之铭,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利器秘钥,也必将是中国未来发展必须牢记的真理。

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安全战略让我们在面对任何风险挑战的时候,都能够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历朝历代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2021年5月24日,湖南长沙开始放晴,上午10时,袁隆平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在堆如小山的祭奠花束中,一张卡片上的话格外引人注目:“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因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对于这位为粮食增产孜孜以求、奉献一生的老人的离世,也许有着饥饿记忆的国人更能真切体会其哀痛之深。

美国学者沃尔特·马洛里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饥荒的国度》一书中说到,发生饥荒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之间,所知的饥荒就有1828次。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

英国经济史学家R.H.托尼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的饥荒和农民生活的脆弱性描述更为生动,他说:饥荒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有些地方,农村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

中国曾经最为自豪的农业随着中华帝国的全面落后而衰败,到1840年,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有人测算过,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公斤粮食、0.013公斤油料。吃饱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当时的人们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对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是严峻的大考。

天翻地覆慨而慷。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见的“十七连丰”,连续六年稳定在1.3万亿斤水平之上,人均占有量达到470公斤,连续多年超过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中。

今昔对比,造就翻天覆地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有制度的绩效,有科技的力量,有投入的保障,但人的因素仍是其中的重要变量,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二法门。

“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陈云对土改激发生产力的分析有数据的坚实支撑: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44.8%。在随后几年农业生产中,土地改革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制度绩效。

即使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方式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但面对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仍然是“战天斗地”的动力源泉,开启了以水利化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农业现代化探索。上世纪50-70年代,从“人工天河”河南林县红旗渠,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河北遵化沙石峪,再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各地农民以特有的苦干实干精神,用铣锹、条筐、独轮车,肩挑手推,修筑起大大小小数万水利工程设施,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生产更是插上了制度创新的翅膀。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有人总结,中国粮食和农业要搞好,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这些外因也终究需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来发挥出最大的效应。

然而,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不高,用工等成本又不断抬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谁来种地”特别是“谁来种粮”的问题亟待破解。中国农民从经营体系入手进行了又一次创造。

上世纪90年代起,每到夏收时节,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就要开始一场浩浩荡荡的“大迁移”。这些“钢铁麦客”从5月份河南南阳开始,沿着小麦成熟的速度和方向,有条不紊地一路向北,到8月底刚好赶上黑龙江小麦收获。这种跨区域专业化机械调度,使中国3亿多亩冬小麦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先河。

中国特色粮食稳定发展的功劳簿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有一席之地。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例,在四川广汉,全程托管的农户,每亩生产成本比自己耕种减少了57.5%,水稻单产提高了50公斤以上。

农业社会化服务除了对粮食的贡献,在生产关系层面的深层变革也值得称道。在不流转土地、保持原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生产破除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实现了经营规模化、组织化;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得以安心外出务工或从事二三产业。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粮食总产量增加近5倍,从4亿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困扰历朝历代的饥饿问题一去不复返;粮棉油糖供给结构不断优化,低质低效的减下去,优质绿色的增上来,“米袋子”越来越丰富,“钱袋子”越来越充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综合产能稳步提升,使我们即使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横扫全球的风险挑战,仍然保有“任凭风浪起,我有压舱石”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执政解决了过去几千年没有解决的沉疴痼疾,这份跨越、这份贡献,叫历史怎能不大书特书?

基层民主进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源自农民的大胆探索,而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对农民权利的尊重、对农民福祉的维护,让农民的创造力成为推动历史大跨越的强大动能

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前,高大的红色石柱上,一团熊熊火焰燃烧不息。

1923年4月的一个夜晚,北大红楼一个僻静处,李大钊郑重地对学生弓仲韬说:“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一批仁人志士来推动,你回家乡安平一带农村发展组织进行斗争,怎么样?”

“请党组织放心,我一定不负重托!”当年8月,弓仲韬回到家乡台城建立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播下第一粒火种。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小农都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马克思曾断言: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不能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好像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却是彼此分离的。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种皇权下的乡绅自治结构,形构了中国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宗法文化制度对农民进行强控制的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形态。

尽管“开发农民的力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上一股浪潮,但各式各样的乡建运动,却因没有找到土地这一提纲挈领的“牛鼻子”而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局告终。

直至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并通过土改,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根本上重塑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明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治理技术,使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难怪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组织起来的农民告别了一盘散沙,传统的乡土社会让位于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的现代农村。这是中国农村跨越千年的大变迁,也是中国农村从传统时代进入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变革。

其实,通过农业互助合作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日益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相衔接和融合,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政权,而且也发挥了积极的乡村治理作用。但由于后来脱离实际、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杜润生所言:“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

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的诉求,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又一次“箭在弦上”。樟树不语,见证历史。1980年2月5日,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合寨村果作屯村口的大樟树下,38岁的生产队长韦焕能组织召开村民大会,85户农民用卷烟纸作选票、竹米筒作票箱,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刚刚吃上饱饭的合寨村村民,在懵懵懂懂中定下了村委会的名称、架构、职能和选举方式,擂响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开场鼓”。

在农村基层通过群众自治,实行直接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彭真对这场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问题的民主试验予以高度评价。

新生事物一经诞生就向神州大地散发出春天的信息。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实现了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大张旗鼓推进的历史性跨越。

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农民的民主创造精神充分释放:河南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宁夏中宁“五牙子章”村级民主理财模式、广东云浮“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理事会等创新探索各有特色,避免了“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

尝到自治甜头的中国农民,带着“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高度自觉,迈入新时代,形成了可学可鉴的典型经验:广东佛山的新乡贤治村、上海宝山的“社区通”智慧治理、湖南新化的积分制管理、安徽天长的小微权力清单……再一次印证了只要赋权农民,农民就能不断创造奇迹的道理。

党的十九大上,顶层设计和农民智慧再次融合。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问题为导向,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三治融合”创新,浙江桐乡市越丰村的村民备感兴奋、自豪。2013年6月起,为了破解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困境和新课题,越丰村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为理念,摸索创造了“大事一起干、好事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好经验。

至暗漫长的封建时代,这些不知权利为何物、甚至很多连名字都没有权利拥有的农民,苦苦挣扎于社会治理的最底层。他们为了最朴素的民主愿望,在一次次农民起义中抛洒热血,却在一次次改朝换代的循环中沦为草芥。有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并引导挖掘亿万农民的治理智慧,让他们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智慧,这力量,也必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成就中国新的跨越。

每一次围绕农民收入的改革都可视作把权利交回农民的过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等被称为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创举,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支持和扶助下,造就了中国农村亘古未见的巨大跨越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1942年,诗人臧克家目睹了河南农民至贫至苦的生活,愤然写下这首题为《三代》的新诗。短短21个字,字字血泪,名为“三代”,实则写尽了农民延续千年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

中国历朝历代,皆以农为本。但奇怪的是,普遍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却使农民“终岁勤劳而不得食”。司马光曾感叹:四民之中,唯农最苦。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所以他倡导的农村工业化、农民“离土不离乡”等,都是基于增加农民收入这个基本信念。一直到今天,增加农民收入也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从这个角度出发,每一次农村改革,都可视作把权利交回农民的过程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实践历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打工等等被称为中国农民伟大创造,也都是农民突破体制弊端自由选择的结果,更是为了过上富裕生活努力奋斗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被国外称作“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曾在1980年、1984年和1992年三个改革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谈到了“傻子瓜子”这个民营企业,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个体户雇工的问题,破除了对农民从业的限制,农民被赋予自主经营地位。从此,农民就业逐步放活,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在广袤的农村,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江苏永联村吴栋材、浙江横店村徐文荣、河南刘庄村史来贺等能人大量涌现,万向集团鲁冠球等农民企业家叱咤商海,闪耀了一个时代。如今,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城乡二元格局被农民拱开一道缝。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从1989年的3000万“流动大军”,到而今近3亿农民工群体,30年间,中国农民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用辛劳和汗水撑起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奇迹。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民工居功至伟。

但农民收入过低问题仍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成为最为突出的三农问题,引起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忧虑。2003年全国“两会”之前,有媒体曾在人大代表中做了一个调查,50名代表中有40位不约而同地把三农问题列为新一届政府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其中,又有28人认为,三农问题中最难的当属农民增收。

怎么办?唯有“多予少取放活”。2004年1月,针对新世纪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新世纪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的第六个中央一号文件,与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遥相呼应。自此以后,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和国家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强。2006年,实行2600年的农业税正式宣告取消,农民每年减轻税费负担超过1335亿元。随后,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四项补贴”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制度创设、实践创造,推动农民增收势头保持上扬,路径不断拓宽,动能持续壮大,机制逐步健全,实现了农民增收的“十几连快”,才有了连续几年既跑赢GDP增速、又跑赢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的“两个高于”。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31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稳步降至2.56,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农村产业融合正被看成农民的“第四次创造”。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从4000余个大型淘宝村集群,到“新农人”“城归族”创业热潮,从支撑亿万农民实现脱贫的扶贫产业,到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高质量产业,广大农村正迸发出新活力和新动能。

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为发展探路、为改革破题、为建设助力。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发展权利,他们就能以主人翁精神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盛景。

深化农村改革、迈向乡村振兴,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寻找内生动力。而赋权农民就是这动力的最大源泉,必将为中国农村新的大跨越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回溯历史,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最广泛的权利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农民权利的实现也必然焕发出巨大的生产力。

每亩成交价格52.5万元!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村民没能想到,村里闲置多年的旧厂房能拍出“天价”。盘活沉睡资产,战旗村打造出花海、川西民宿、“乡村十八坊”等景点,村庄成了4A级景区。

2015年,郫都区被列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之一,战旗村享受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同地同权”的红利——不用先将土地征收为国有,可直接通过招拍挂将土地投入市场,土地溢价最大限度留到村里。

2019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土地管理法》修订,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约4200万亩,约占全国集体建设用地的13.3%。“同地同权”的突破,将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提供巨大支撑。

2005年12月,重庆一起交通事故赔付引发争议。年仅14岁的女孩何源与两名好友一同遇难,两位城市女孩家属分别获赔20余万元,而来自农村的何源,其父母只获赔9万元。

“同命不同价”“同票不同权”……城乡户籍壁垒以及附着在户口上的权利级差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民对于平等权利的追求,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2016年,我国全面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之分,“城里人”“乡下人”说法成为历史。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在大城市推进“积分落户”,一批批农民以新市民的身份融入了城市。截至2020年底,全国14亿人实现户口性质城乡统一,1.2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

东北,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合作社。吸纳农户2638户,直接经营土地5.4万亩,亩均分红910元,带动入社农户亩均多增收520元;东南,福建省沙县高桥镇官庄村。“原来贷款实在太难了,现在只要信用好,从银行贷十万块钱,两三天就能拿到手。”在以小吃闻名全国的沙县,徐道平对他的信用格外看重;西北,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西灵村。“现在孩子上学也方便了,还不花一分钱!”因为有偿退出耕地和宅基地,陈月义一家的新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希望;西南,云南省开远市乐白道街道办事处旧寨社区。48户居民因为即将告别老旧村宅,搬进别墅式小区,从农村迈向城市而心情极好……

这些变化来源于一次次深化改革,这些景象来自于一个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就像四十年前赋予农民自主生产经营权的政策调整,彻底激活了死气沉沉的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改革、迈向乡村振兴,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政策倾斜的前提下,核心仍然是内生动力。而解放生产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把农村要素市场化,把农村的产权、农民的产权还权于民,真正激发内生动力。

放眼更广阔的层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接续发力,以巨椽之势描画着乡村跨越的新蓝图。如果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极为形象的概括,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这种形象说法亟须升级版。因为农民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评价标准越来越多元。

从劈柴烧火到用上清洁能源,从臭气熏天的旱厕到一按冲洗,从手提肩挑打水到自来水到户进屋;快递进村,网络普及,手机支付代替了现金购物,各类家电进入寻常农家,小汽车也成为不少农村人的代步工具。农民的生活正与现代化逐渐接轨。

从过去畜拉人推的传统耕作,到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从过去守着土地当命根子,几代人“土里刨食”,到进入市场多途致富;从过去“不好好学习就去修地球”,到现在种地也需高科技,农民也可评职称。从身份到职业,“农民”的定义正被深刻改写。

从一百年前文盲遍地,到而今义务教育广泛普及,学杂费一律全免;从旧社会没钱看病,到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低层次守护一代农民健康,再到新世纪后“新农合”为农民搭建起越来越牢固的保障;从1949年人均35岁的寿命预期到2020年的77岁,广大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正向更高水平迈进。

从农业耕作的生产巨变,到衣食住行的生活巨变;从经济权利逐步完善之变,到政治权利日益健全之变;从肉眼可见的外在有形之变,到具体可感的社会保障之变……穷尽史册,中国农民没有哪个一百年,会像这个一百年一样,经历如此伟大的跨越。

中国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工业化的推动者、城镇化的建设者,作为共和国发展的奠基者、贡献者和探索者,如今正成为更加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共建共享者,乘着“中国号”巨轮驶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以史为师,才能知来路;以史为鉴,方能启新程。只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我们才能走上正确的路。

解放农民、组织农民、松绑农民、扶持农民、赋权农民……回首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百年长程中,这些关键词串联成一条主线,在农民探索和国家推动这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激荡下,形塑着中国农村向前迅跑的姿态,拓展着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实现的空间。

中国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决于一个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的确立。第一个百年目标使命达成的前夕,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构想蓝图已经绘就。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全新征途上,这条主线将继续引导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义无反顾,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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